中央電視臺大型專題片《復興之路》解說詞連載——
上篇：雄關漫道真如鐵
三、自強難強
1860年，英法聯軍殺入北京。這是西方世界第二次以鴉片為理由入侵中國。
10月18日，英國公使額爾金下達焚毀圓明園的命令，其理由是“在人們腦海里留下不易泯滅、永遠保存的痕跡……圓明園宮殿之為要地，人所共知，毀之所以予中國政府以打擊……警醒其迷夢”。這一行動得到了英國首相巴麥尊(第一次鴉片戰爭時的外交大臣)的同意，他給額爾金的回復是:“若然中國皇帝皇城內的宮殿，都受到同一遭遇，我便會更加高興。”暗示額爾金燒毀紫禁城。
大火紅透了北京的天空，5000年的文明結晶、百年的詩化建筑和中西文明相結合的象征被付之一炬，只給百年后的世界留下了斷壁殘垣和不絕于書的憤怒。這座萬園之園要用150多年的時光和數不盡的人力、物力才能建起來，但毀掉它只需要一把火和一個野蠻的命令。
法國的良心——雨果曾經沉痛地說:“有一天，兩個強盜闖進了圓明園……一個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這一年，外有列強入據京師，內有太平軍撼動根基，清政府中的一批人感到危機重重，“振作”與“自強”的音符日益響亮，并在此后三四十年間成為中國為實現近代化的第一次努力。他們能實現自強的夢想嗎?
（一)洋務運動——拜“外夷”為師
19世紀下半葉，神州大地滿目凄涼:太平天國鏖戰東南，捻軍縱橫于淮北和中原大地，西北、西南民變不斷，焦頭爛額的清政府借助西方各國的力量鎮壓，也因此簽訂了更多的不平等條約，令中國喪失了更多的主權。內亂頻仍進一步引起沙俄、英法等國的覬覦之心，大西北、大西南危在旦夕;列強紛紛伸手攫取利益，僅俄國就乘機奪走中國領土達100多萬平方公里。
大戰過后是大荒，200年不遇的丁丑奇荒，北方受災人口達2億，死亡人數 1300萬，到了人相食的地步。人民在饑餓困苦中煎熬，已危及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
歷史的撲朔迷離是需要時間的長河來厘清的。這些問題的嚴重性還很難被當時的人們完全看清。在那個時代，統治階層更關注的是太平軍和列強的軍事存在，太平軍己使東南半壁不復掌握，英法兩國能夠輕取京畿重地，任何一方都能顛覆清政府的統治，老大帝國被太平軍的戰刀和列強的炮火壓得喘不過氣來。是先攘外還是先安內?用什么來攘外安內?
塵埃落定是在1860年和1861年。那兩年是多事之秋，許多大事件交織在一起，清政府被動地確定了挽救時局、挽救統治的方略。
1860年，時局沒有給清政府再留下多少輾轉騰挪的空間。9月22日，英法聯軍兵臨城下，咸豐皇帝匆忙北上“謁陵”。留下來與“夷人”周旋的是恭親王奕訴和一封諭旨。諭旨上說，皇帝希望奕訴趕快在英法兩國提出的條約上簽字，好讓自己早點回北京，以免動搖根本。至于要付出些什么代價，已經不重要了。因此，戰敗者不惜工本急于求和只能收獲一個遠比《南京條約》更苛刻的《北京條約》。
執行這項艱難使命的親王也就是后來在官場和民間都頗有些聲望的“鬼子六”，這個稱呼極言其狡詐多智，但當時他不過27歲，對外交事務的陌生、對英法軍隊的畏懼以及當時險惡的局勢，使他的小聰明根本發揮不了作用，他對當時的局勢也只能是權宜辦理，即以出讓主權為代價，使英法退出北京，暫時止息外患。
既然外戰不堪一擊，內戰尚可支撐，許多清政府官員自然認為應當先安內而后攘外，這成為當時清政府應付時局的基本戰略，而這一戰略一直執行到19世紀末。
但是，不管是安內還是攘外，都必須以自身的強健為基礎，中國終于響起了一個早就應該響起的聲音:自強。中國古代典籍中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咸豐皇帝逃出北京城后，一頭扎進了承德避暑山莊，再沒有離開過。
1860年12月24日，體弱多病的咸豐皇帝發布了同樣弱不禁風的大清帝國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的第一個“上諭”。1861年1月11日，奕訴、桂良、文祥等在北京與“洋鬼子”周旋的文武官員上了一道折子——《通籌夷務全局折》，其中第一條就是“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成”。
9天之后，咸豐皇帝批準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命奕訴為首席總理大臣，和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等人負責該部事務。由此，總理衙門成為自強運動，也就是后人所說的“洋務運動”的領導機關，而奕?成為洋務派在清政府中央的代表，也成為晚清政壇上炙手可熱的人物。
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洋務運動的開始，帝國中樞提出了“自強”的辦法，奕訴說:“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造為先。”
值得注意的是，“自強”的愿望不僅出現在清政府的中樞，也出現在各地封疆大吏的吁請中。此時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和魏源完成《海國圖志》已經過去了近20年，“師夷長技以制夷”終于開始為人們所接受。不過，給他們最直觀的教訓，或者說他們最好的老師恰恰是老對手——太平軍。
1853年，清政府發現太平軍向洋行購買洋槍洋炮，這使得清政府大為緊張。到了后來，太平軍各部幾乎都有洋槍洋炮。1862年，李秀成率部解圍天京，槍械精良，“洋槍洋炮子密如雨，兼有開花炸炮打入營中”，使湘軍各部“驚心動魄”。
戰爭是最好的教員，即使像曾國藩這樣原本怕使用洋槍洋炮會“以夷變夏”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勝利“實賴洋炮之力”。面對沙場決勝、將士浴血，只好四處采購軍火送上前線。李鴻章沒有曾國藩那么多疑慮，下令多置軍火，密令部屬跟在洋槍隊后面參觀見學，“學其臨敵之整齊靜肅，槍炮之施放準則，亦得切磋觀感之益”。
淮軍很快就成為當時中國軍隊中火器最多的部隊，1865年，5萬淮軍竟擁有三四萬支洋槍。雖然作戰方式仍沒有跳出陳舊的觀念，但李鴻章已逐漸成為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和推行者之一。更多的人都是從戰爭中領略到了“自強”的意義。
從1861年開始，清政府的中央和地方不約而同出現了一股自強的潮流。雖然，最初的目的是消滅太平天國，但隨著太平天國的失敗，學習列強以自強、對抗列強以自保就逐漸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二)騎驢趕馬的早期近代化
1863年12月20日，安慶附近的長江江面上寒氣逼人，一艘很小的木殼小火輪推波逐浪。船頭上赫然坐著一位清廷大員，在他嚴肅的面孔上難掩興奮和好奇。他就是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的曾國藩，他坐的小火輪是中國第一艘自行制造的蒸汽輪船。這只小火輪不過是一支宏大艦隊的雛形和試驗品，對于洋務運動乃至中國工業化進程來說這是一個階段性的成果。
兩年前，也就是湘軍剛剛攻占安慶不久，硝煙還未散盡，曾國藩就急不可待地成立了安慶內軍械所，內設火藥局、火藥庫、造船局三部分。曾國藩大力訪求人才，一時之間，在設備簡陋、條件草創的軍械所聚集了一群當時中國少有的科技人才，如精通化學、電學的徐壽父子，數學家、天文學家李善蘭，數學家華蘅芳，制造炸炮的黃冕、龔蕓棠等。
徐壽和華蘅芳聯手用一年時間制成了中國第一臺蒸汽機，與當時世界上相當先進的“往復式蒸汽機”類似，“火愈大則氣愈盛，機之進退如飛，輪行亦如飛”。曾國藩高興地寫道:“竊喜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做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8年8月，一艘戰艦在黃浦江中劈波斬浪，它長達18丈，每小時行駛37里，配炮9門，一時轟動上海灘。曾國藩試航后的評價是:“尚屬堅致靈便，可以涉歷重洋。”他滿懷信心地向清政府報告說:“將來漸推漸精，……中國自強之道，或基于此。”
曾國藩為這艘戰艦取名“恬吉”，取“四海波恬，廠務安吉”意。雖然制造這艘戰艦的江南制造局此后多災多難，中國的海疆不僅長期難以安寧，而且外國戰艦如人無人之境，但這個名字顯示了中國人已經開始編織遠航異域、征服大海的夢想。
1866年8月19日，大清帝國閩浙總督左宗棠從福州城出發勘查地形。在馬尾，他看到了一個天然良港，左宗棠認識到那是一個炮艦政治橫行的時代，他將在這里建設第一個也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近代船舶修造廠。
此時的世界諸國紛紛爭奪勢力范圍，強國們每天籌劃著從亞非等落后國家攫取“陽光下的地盤”，彼此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到了“無所不至”的程度。其結果就是數十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隔海相望的日本,也已開始悄悄地學習歐洲技術優勢乃至社會制度。
而中國的情勢卻是“水師直同虛設，船炮全無”，而且，列強憑借其先進的運輸手段及各類工業品對中國脆弱的小農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所以說，制船技術已不僅是軍事安全的問題，還涉及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如果再不學習制船之技術，那么歐洲各國將繼續騎著駿馬奔馳，一日千里，把中國遠遠拋在后面;中國卻仍懵懂地騎著小毛驢蹣跚踱步。
左宗棠希望中國人掌握制船的核心技術，哪怕再艱難，哪怕多花點錢也值得，正所謂“雖難有所不避，雖費有所不辭”。因為掌握了這些技術，還可以發展出其他各項技術，這是一個可以生生不息的大好事。
雖然左宗棠不久就改任陜甘總督，但他在馬尾的想法沒有落空，他的繼任者叫沈葆楨，是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會同一些有志之士以“一腔血誠，不避嫌怨，視公事如家事”，于七八年間，使馬尾誕生了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近代船舶修造廠。
嚴格來說，這個工廠不是一般的工廠，它更像一所學校。工廠附設藝局，聘請西洋技師，派中國工匠、學員學習西洋語言文字、標法畫法等，為中國培養造船、駕駛人才。
福州船政局先后造出了40艘近代艦船，裝備了福建水師的全部、北洋水師的五分之二、南洋水師的三分之一。其中為南洋海軍建造的3艘2400匹馬力、排水量 2400噸的巡海快船，是當時中國自己修造的最大軍艦。
艦船易造，人才難求。左宗棠、沈葆楨想要培養出一批能夠駕駛近代艦船巡守萬里海疆的人才。收獲應該能使他們欣慰，有兩位日后名揚天下的人物從這里走進了中國近代史。一位叫鄧世昌，而另一位叫嚴宗光，也就是后來的嚴復。
1888年，清政府設立海軍，除海軍提督這一職務外，7個總兵、副將中的6位都出身于福州船政學堂，鄧世昌、劉步蟾、林永升都在1894年以其悲壯慷慨的風范為船政學堂寫下了厚重的一筆。
中國最早的一批工業誕生于19世紀下半葉:
1865年，曾國藩支持李鴻章創辦江南制造總局;
同年，李鴻章建金陵機器制造局;
1866年，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
1890年，張之洞創辦湖北槍炮廠。
在19世紀下半葉中國的自衛戰爭中，主要槍械和彈藥大多由以上的軍工廠制造。甚至到了20世紀上半葉，在抵御外侮的歷次作戰中，還經常能看到這些工廠出產的槍械。
隨著軍事企業的發展，民用企業也開始出現。在長江中下游和東南沿海地區，終于響起了轟鳴的機械聲，高高的電線桿冒出了地平線，地底的煤炭開始逐漸得到開發，用蒸汽機作動力的火輪出現在大江大河乃至沿海各地。由此，逐漸形成了煤鐵礦務的開采與冶煉、紡織工業、電線電報、輪船航運等四大洋務民用工業企業。
不過，洋務運動的成就也像它的缺陷一樣突出。
此時的中國已淪為歐美工業產品傾銷地。從1871年到1893年間，每年輸入的外國棉布價值高達三四千萬元，僅次于鴉片。對于這樣簡單而利潤高的輕工業，本來是富國裕民的重要基礎，但洋務運動領導者們沒有引起重視，拱手讓與列強。
到1894年為止，全國工業、采礦和交通運輸業的資產總值6749萬元，其中官方資產占到70%，而在官辦企業中，輕工業只占官辦企業總資產的10.3%。
更糟糕的是官辦企業與市場脫節，失去了自我發展的活力，再加上管理階層把種種官僚習氣帶入企業，不懂現代企業管理而又貪污成風的官僚集團使這些企業效率低下，成果不多。又沒有相應的新式文官制度和審計監督制度，于是個人發財，國事衰敗。這些新式企業生產的炮彈因為偷工減料，有的甚至干脆沒裝火藥，這些惡果在甲午戰爭時使中國軍隊吃盡苦頭。
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們，如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局限于自己所處的位置，他們不敢也不可能進行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全面革新，他們雖然帶領中國向近代化蹣跚前進了好幾步，但在那個時代，少數幾個人，即使手握重權，也只能為腐朽的天地帶來一縷清風而已。
官辦企業暴露出來的決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洋務運動領袖們在思想上的不足，他們的原則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意思是用西學來維護封建制度。所謂西學主要是三個方面:造船、造炮、養兵練兵之法，沒有涉及制度層面。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一再聲稱:“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于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
當“西學”與傳統“中學”發生矛盾的時候，要罷“西學”以維護“中學”。這樣一來，洋務運動的發展空間就顯得非常有限。洋務運動的領導們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資本主義制度的優勢，但“勢有難行”是對現實的無奈，“義可采取”是對未來的期望。洋務運動的成敗不僅取決于自身所能達到的思想高度，更在于整個社會對它的需要程度。
(三)仇恨與無知，洋務運動無法逾越的障礙
1862年6月的北京政壇開始了一場爭論，其緣由是一個新鮮事物同文館。設立同文館的目的是培養一些擅長外語的人才，5年后同文館打算從已經擁有功名的人員中培養天文、算學人才，以補充嚴重匱乏的人才。洋務運動的領袖們已經認識到，僅憑四書五經難為強國之策。
但是他們沒有料到小小的同文館竟然在中國政壇掀起了軒然大波，大批官員將同文館視為勢不兩立的異類。一時之間，中國士大夫們都以進同文館為恥。大學士倭仁上書抗議:“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在這個變革的年代，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們不但沒有成為引領潮流的弄潮兒，反而成了被傳統士大夫圍剿的對象，很多人堅決反對新式學校，也反對中國人學習西方科學技術。
甚至有人痛罵洋務運動倡導者:“必皆無恥之人。”
在守舊派強大輿論干預下，報考天文、算學的人中，科舉出身的寥寥無幾。奕訴等人不得不放寬投考者的條件，以擴大生源。結果考生質量低劣，“其中尚堪造就者不過數人”。
對于修建鐵路、架設電線，更是舉國一片反對聲。
于是，在歐美各國進入以電氣化為主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時候，絕大多數中國青年仍在四書五經中尋求人生的價值，在中國人已對堅船利炮有深刻認識的時代，武舉考試的內容竟然還是弓馬騎射。
對于中國人，美國人的評價是:“他們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沒有創造性。在人類智力發展的進程中，他們是世界上最教條、最刻板的人……很難脫出既有的條條框框、缺乏進取心，厭惡一切創新和改革。”
這些話很不中聽，但那個時代的中國一再驗證了外人的看法。
洋務運動期間，中國自主修建了第一條鐵路，起自河北唐山，止于胥各莊，名為唐胥鐵路。1881年建成后，清政府卻認為火車震動了東陵的先王神靈，因而禁止使用機車，只準以騾馬拽引車輛，人稱“馬車鐵路”。
洋務運動在阻力重重的背景下，每前進一步，都非常艱難。1876年，中國的第一位駐外公使走馬上任，然而這并不是一次榮耀之旅，不僅沒有鮮花和送行的人群，而且背著“賣國賊”的名聲上路，他叫郭嵩燾。他是何許人呢?
郭嵩燾是曾國藩的好友，也是湘軍中的元老級人物，官至廣東巡撫。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他在浙江為抗戰效力;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他幫助僧格林沁辦理防務，兩人雖不和，但在戰局一觸即發之時，郭嵩燾依然馳至，堪稱“見利不趨，見難不避”。
郭嵩燾主張發展私營企業，與洋人在商場角逐，他認為這比發展軍事力量更重要，認為民富才能稅多，國家才能真正富強。他希望國人能夠放棄對“言利”的鄙夷態度，積極創造財富，這樣才能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郭嵩燾主張培養專門的外交人才，考察國際形勢，正確認識列強和中國的強弱。
不過，他被視為“賣國賊”并遭到唾罵的原因還不是宣揚這些思想，而是同意擔任駐外公使。消息剛一傳出，故鄉的秀才們竟打算搗毀他的住宅，他的朋友也為他惋惜，當時有一副專門罵他的對聯寫道:
其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中國的第一位駐外公使就這樣背負著心靈的包袱和身后的罵名走馬上任。郭嵩燾竭力在狹窄的外交領域里為中國拓展生存空間，他試圖學習并依照國際法和外交慣例開展外交活動，他艱難地為中國外交打下了一個基礎。
但是，郭嵩燾在外交領域越成功就越引起國內的非議，清政府甚至還派了一個副使來監視他。他按規定呈送日記《使西紀程》，其中有客觀分析西方長處的字句，頓時被朝野上下大罵，說“嵩燾之為此言，誠不知是何肺肝”。清政府直接下令將已刻行的《使西紀程》立即銷版。
副使彈劾他的十大罪更是荒唐得令人難以置信，什么看到巴西國王擅自起立，什么穿著洋裝參觀炮臺，離譜的是參加音樂會看節目單也成了不可原諒的大罪。
更離譜的是清政府竟真的因此對郭嵩燾查辦治罪，最后靠李鴻章上下活動，才以“七萬里之行，似尚慷慨”的理由勉強過關，將他打發回家，接替他的人是曾紀澤(曾國藩長子)。但是歸隱的郭嵩燾仍然沒有擺脫掉種種罵名，死后清政府沒有按規定賜謚，也不準國史館立傳。
對于郭嵩燾的遭遇，曾紀澤非常同情，他曾一再為郭嵩燾辯解，說郭是拼著名聲為國家辦事，希望慈禧予以保全。慈禧表示了諒解，但諒解的方式是將郭嵩燾投閑置散，最后又奪走了他作為一個士大夫的死后哀榮。
去世前，郭嵩燾寫下了一首詩，句中說:“流傳百世千齡后，定識人間有此人。”他自信后人和歷史會給他以公正的評價。
在外患東來、內亂不絕的關鍵時刻，舉國的時尚竟以恥談或痛罵洋務為榮，在許多人看來，洋務就是賣國，很多人寧可向上蒼祈禱消滅洋人，也不愿看一看西方列強到底強在哪里。民眾的麻木不仁、知識精英的鼠目寸光，到了令人恐懼的地步。
保守勢力想用封建主義打敗資本主義，用倫理道德擊垮堅船利炮，用科舉制度對抗新式教育，這些思想意識中隱藏著更大的危機，抱殘守缺的后果更加嚴重。
路雖然很漫長，但要緊處就是那么幾步。國家和民族也是如此，人走錯關鍵的幾步，要受到社會的懲罰;國家與民族走錯了路，甚至只要延誤步都要受到歷史的懲罰。
(四)狼子野心對日薄西山
1872年3月12日晚7時至9時許，南京兩江總督府內一位老人在椅子上靜靜地逝世。他是曾國藩，死后謚“文正”，雖然生前為三朝重臣，死后清政府為之輟朝3日，但他對自己的評價卻非常低，不知是失望于自己一生功業未竟，還是絕望于晚清政局。曾國藩之死意味著后世一些史學家所說的“中興四臣”只剩下李鴻章和左宗棠兩人。作為晚清政壇上執牛耳的人物，李鴻章、左宗棠都想通過洋務運動強國。
左宗棠注重“塞防”，他曾率領6萬湖湘子弟西出蘭州，收復新疆。
另一位名臣李鴻章是國際外交界最有名的中國人。雖然后人對李鴻章毀多譽少，但不能不承認他是晚清政局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能清楚地認識到當時中國所處的惡劣環境，提出“外須和戎，內須變法”之策。“變法”的主張使他成為洋務運動的領軍人物之一。他積極推進海防建設，幾番辛苦，多年籌劃，四方奔走，屢次上書，以10余年心血建成堪稱遠東第一流的北洋海軍及旅順、威海等海軍基地。
北洋海軍赴日訪問，使日本大為震驚，日本軍方的評價是“大顯威容”，據說排名僅次于英、法、俄、意、德、西、美七大列強。這些都令中國人為之自豪。但是人們沒有注意到，一個衰弱的國家突然有了一支強大的海軍，就像一個老人突然擁有了一只肌肉盤虬賁張得如同鋼鐵一般的年輕手臂，他能揮舞得動嗎?不對衰老的肌體進行全面更新，不用新思想更換他的大腦，不用近代化的工業模式更換他的骨骼，不用繁榮的商業貿易更換他的血液，不用日漸富裕并具有相當文化素養的民眾更換他的細胞，僅僅滿足于一只擁有金屬外殼的強壯手臂，又能發揮多大作用呢?
不過，北洋海軍仍可以算是李鴻章一生最得意的事業，后人也多予以褒獎。李鴻章的名聲其實多壞在“外須和戎”上。李鴻章似乎對中國的軍事力量嚴重缺乏自信，說什么“敗固不佳，勝亦從此多事”。他認為中國即使勝利一時，遲早也要被對手擊敗，與其那時付出更慘重的代價，不如早早屈服，可能代價還小點。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李鴻章的立場一如上文，主和。左宗棠認為時局于中國有利，此時的法國還沒有從普法戰爭的慘敗中緩過氣來，國內政局不穩，侵略越南、威脅南中國的舉動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彌補損失、挽回顏面，其實法軍戰力不強，戰意不高。而且中國軍隊經歷多年戰爭，對西式武器及其作戰方式已不再陌生，也產生了一批初步經過近代戰爭陶冶的將領。劉永福率1000余人就可以在河內大敗法軍。但主和的聲音操縱了外交戰線。
左宗棠立軍令狀請戰:“不效，則請重治其罪，以謝天下。”一時震動京師。
可惜李鴻章仍然消極避戰，數次放棄擴大戰果的時機。在馬尾海戰中，拒派援軍也就罷了，竟禁止部隊阻止法國艦隊，眼睜睜看著敵軍靠近。福建水師最后在法國艦隊的突然襲擊中全軍覆滅。左宗棠和沈葆楨多年的苦心經營毀于一旦。
廣西前線，左宗棠西征軍舊部王德榜與老將馮子材、劉永福死戰不退，連戰皆捷，一直反攻打到諒山，使當時整個世界為之震驚，法國茹費理內閣全體辭職。這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在對外戰爭中少有的重大勝利。然而,在中國軍隊擴大戰果、欲將法軍趕出越南的時候，李鴻章緊急喊停，使前線全體官兵為之怒罵，以劍斫地不已。時人將這一行動比作南宋趙構招回岳飛、將北伐大局毀于一旦的愚行，大罵李鴻章:“電飛宰相和戎慣，雷厲班師撤戰回。不使黃龍成痛飲，古今一轍使人哀。”
不久，李鴻章拿著新條約向國人炫耀，這是中國第一份沒有割地賠款的條約，但仍是一份不平等條約。因為中國同意將“藩邦”越南交給法國，而且中國修筑鐵路要與法國商辦。
勝仗敗約令左宗棠盛怒之下，在條約簽訂后10天辭官。1885年9月5日，一生心氣極高，欲以一力挽狂瀾、支大廈、造強國的左宗棠逝于福州。
1894年7月17日，日本東京皇宮內軍政要員云集，氣氛非常緊張。這里將舉行所謂“大本營御前會議”，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參加類似的軍事會議。此后，日本在向世界揮舞猙獰的軍刀前，幾乎都有這樣的一幕。這次會議通過了對中國開戰的一系列議題。由此開始，日本成為世界公理和人類道德在20世紀最兇殘的敵人，它以蹂躪亞洲和世界的方式把自己拖入了深淵。
這是一場必然要發生的戰爭，自1873年起，日本就一再向朝鮮和中國挑釁，試圖逐漸奪取對朝鮮的宗主權地位。
日軍在1884年遭受重創之后，整軍備戰，“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戰艦”，集10年之力，打造了一支亞洲第一的近代化軍隊。同時期，慈禧先是在北京大修北海和中、南海，后又修頤和園。1894年，朝鮮發生東學黨起義。朝鮮請求清政府出兵，日本也強遣軍隊入朝，軍力超過清軍，到了6月中旬，軍力是清軍2倍。戰爭已不可避免。
慈禧太后不希望戰爭打擾她的六十壽禮，雖有光緒帝等主戰派力爭，卻無濟于事，“和”成為清政府的主旋律，一開始就站在消極被動的位置。但是紫禁城里的老太太不明白戰爭是不由退讓者決定的，那反而會促使敵人下定戰爭的決心。
與此同時，北洋大臣、駐朝中國軍隊的真正指揮官李鴻章還在繼續執行“和戎”政策，在國際間四處作揖，將和平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諸列強的干涉，遲遲不派兵增援前線。
1894年7月22日，威海軍港。“廣乙”艦管帶林國祥請示提督丁汝昌，如果日軍攻擊該怎么辦。此時的北洋海軍已復經知道日本連續兩次發布對清“絕交書”，這明顯的宣戰信號竟還不能使北洋艦隊的將士們下定戰爭決心，可見“和戎”誤人之深。
李鴻章不知英、法、俄、德等國各有各的算盤，各國都希望在這次戰爭中攫取更大的利益，最差也要分一杯羹。所謂的國際公理和道義只不過是列強謀利的招牌。
1894年7月25日7時45分，朝鮮牙山灣豐島，炮聲突起。埋伏已久的日軍“吉野”、“浪速”、“秋津洲”3艦向北洋海軍“廣乙”、“濟遠”兩艦發動突襲。甲午戰爭爆發。
8時20分，“濟遠”艦擊中日軍主力艦“吉野”號的關鍵部位，但令日本人意外的是炮彈沒爆炸，事后才發現炮彈里面居然沒有裝火藥。這一幕一再在甲午戰爭中出現，洋務運動的種種弊端終于使中國軍人在戰爭的第一天就飲下了一杯苦酒。
就在日軍向北洋海軍攻擊的時候，日本陸軍開始向駐朝鮮的中國軍隊攻擊。中國軍隊撤退。率先撤退的清將領葉志超竟因為錯誤的戰況報告而被委任為全軍統帥，令“一軍皆驚”。
八九月間，光緒皇帝一再下令反擊。當時，日軍遭到朝鮮軍民的不斷打擊，處境困難，正是中國軍隊出擊之機。但是在李鴻章授意下，葉志超陽奉陰違，按兵不動，整日飲酒淫樂，白白錯失大好戰機，直到日軍完成部署。
9月13日，日軍以近3倍的優勢兵力進攻平壤玄武門。中國將領左寶貴率部血戰，左寶貴身受重傷仍指揮作戰，直到戰死。他已給予日軍沉重打擊，日軍感到無力苦撐。但此時中國的將領給日軍幫了個大忙，葉志超令部隊撤退，日軍隨后追擊，清軍大敗。葉志超這一逃就是500多里，將朝鮮拱手相送。
與此同時，黃海爆發第二場海戰，再次上演一出勇士戰死、懦夫奔退的悲劇。戰斗剛開始，旗艦“定遠”被炮彈擊中，海軍提督丁汝昌受傷，北洋水師因此指揮混亂。“致遠”艦在戰場中左沖右突，雖然艦體多處受創，仍然拖著濃煙攻擊日艦。彈盡之余，“致遠”號戰艦管帶鄧世昌仍想扭轉戰局，全體官兵將自己化作了一枚巨彈，一柄殘刃，擲向“吉野”號，日軍為之膽寒，紛紛發射魚雷。“致遠”艦沉沒，鄧世昌不愿偷生，自沉大海。
當此危難之機，“經遠”艦管帶林永升追隨鄧世昌，以艦撞艦，結果也被日艦魚雷擊沉。“定遠”、“鎮遠”、“靖遠”3艦仍鼓勇奮戰，其他各艦漸漸聚集。日軍不敢再戰，首先撤離戰場。北洋官兵算得上驍勇善戰，“炮術極佳”，但再高的炮術也擋不住假彈紛紛，許多日軍戰艦中彈后往往不發生爆炸，因為中方的許多炮彈裹的不是炸藥，而是沙礫。
這不是一場敗仗，也可以說是一場敗戰。說它不是敗仗，是因為雖然開戰不利，損失偏大，但仍能相持到敵軍主動退出戰斗，并沒失去再戰之力。說是敗戰，是因為李鴻章更加張皇失措，下令北洋海軍龜縮軍港，放棄了制海權。
這使日軍另組第二軍，大搖大擺地登陸遼東花園口，包抄旅順。日軍第一軍猛攻鴨綠江和遼河一線，完成整個戰役布局。清軍節節敗退。最后，旅順落人日軍手中，日本軍隊在此首次展現了他們完全禽獸化的特性，做出了43年后他們的后輩在南京所做的一切，四天三夜間虐殺城中2萬多軍民，只留下36個中國人處理尸體!
不久，逃到威海衛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不愿投降的丁汝昌、劉步蟾等人自盡以全節。日軍逼近京師。一手打造了北洋海軍，又一手把北洋海軍送上窮途末路的李鴻章，又一次走上了談判桌。
這場戰爭使日本獲得戰爭賠款庫平銀2.3億兩，加上日本掠奪的大量艦船、武器、物資，折合日元5.1億元，相當于日本全國一年財政收人的4.5倍。借這筆巨款，日本進一步發展工業，擴軍備戰，迅速成為世界級的強國。在《馬關條約》的簽署地，現在日本下關地區新干線路旁龐大的鋼鐵工業，就是以這筆帶血的資金起步的。遼東半島和臺灣、澎湖列島被割讓給日本(在列強施壓下，清政府以3000萬兩贖遼費贖回遼東半島)。
由此一戰，日本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也日益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大的侵略者。洋務運動失敗了，中國墮入更為深重的苦難。大清帝國的無能進一步鼓舞了列強的野心，甲午之后，英國人奪取威海衛，德國人占領膠州灣，俄國人進一步蠶食西部邊境，中國再無一刻安寧……
天地蒼茫，中華故土，喑啞嗚咽，國魂何在? (文稿校對：見習記者王湘媛)
文章出處：人民出版社、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復興之路》
責編：瘦馬 編審：王輝 終審：盧子璋
